“十三五”：經濟轉型的歷史關節點
上海證券報發表中國(海南)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研究團隊文章表示，“十三五”，中國經濟轉型的歷史性特點十分突出：增長、轉型、改革高度融合，以轉型改革促發展是一個基本趨勢；轉型發展正處在關鍵時期，經濟轉型升級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潛力與市場空間；經濟轉型面臨諸多矛盾疊加、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，轉型需要“闖關”。抓住機遇、應對挑戰，重在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經濟轉型的結構性矛盾。由此，釋放市場活力，釋放轉型發展的內需潛力。
1、“十三五”：經濟轉型“最后窗口期”
(1)投資主導型的增長方式走到盡頭。當前，中國面臨去產能、去庫存、去杠桿的嚴峻挑戰?？陀^地說，過剩產能、過剩庫存、過高杠桿的形成，既是投資主導增長方式的必然產物，又是投資主導增長方式難以為繼的實際反映。
(2)經濟轉型滯后加大經濟下行壓力。
2015年，中國GDP增速為6.9%，總體經濟態勢平穩，但經濟下行壓力繼續加大。這有周期性和國際性的因素，但根子在于經濟轉型滯后。去產能、去庫存、去杠桿的實際成效主要取決于產業結構調整的突破。要把轉方式、調結構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，爭取在“十三五”的頭兩年取得重要進展。
(3)經濟轉型正處在闖關的歷史關口。“十三五”如果能實現經濟轉型的重要突破，不僅能緩解短期經濟下行壓力，而且將釋放中長期增長的巨大潛力。反之，就有可能失去經濟發展的主動權，并由此引發系統性的經濟風險和社會風險。
2、“十三五”：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拐點
當前，實體經濟領域兩種情況并存：一方面，經濟下行壓力增大，實際困難增大；一方面，經濟轉型升級呈現新的趨勢性變化，產業結構、城鎮化結構、消費結構正處在加快變革的重要階段，新趨勢、新結構快速形成。
在這個特定背景下，關鍵是謀劃好、把握好經濟轉型的路徑選擇，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矛盾和問題，以轉型發展釋放巨大的增長潛力。
(1)經濟轉型升級的突出優勢。中國是一個超過13億人口的大國，發展戰略的回旋余地大。尤其是進入工業化中后期，無論是增長的趨勢、結構，還是增長的動力，都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新變化。
其一、產業結構變革正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轉型。當前，中國經濟服務化的趨勢正在形成。“十三五”期間，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將明顯提升，估計由2015年的50.5%提升到2020年的58%左右，有可能達到60%，由此基本形成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。
其二、城鎮化結構變革正由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轉型。“十三五”，隨著居住證制度的漸次推開，從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轉型的速度將大大加快，并由此形成“十三五”轉型發展的“最大紅利”。
其三、消費結構變革正由物質型消費為主向服務型消費為主轉型。“十三五”，中國服務型消費將進入全面快速增長的新階段，估計“十三五”期間，中國消費率有可能達到55%左右；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保持在65%左右，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“主力軍”。
(2)經濟轉型升級與新一輪全球化的歷史交匯。全球進入“工業3.0”、“工業4.0”時代，產業變革風起云涌，正深刻影響著世界經濟再平衡的格局。
其一、中國經濟轉型升級與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、產業變革呈現歷史交匯。在“工業3.0”、“工業4.0”的基礎上改造傳統產業，形成制造業強國的技術優勢、產業優勢，成為中國“十三五”經濟轉型升級的重大任務。
其二、中國開放型經濟新格局與全球新一輪自由貿易進程呈現歷史交匯。如何把國內產業變革、消費結構升級和推動新一輪全球自由貿易進程有機結合，通過主動參與全球服務貿易形成現代產業體系，成為“十三五”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重大課題。
(3)抓住趨勢，順勢而為。順應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趨勢，關鍵是把握好擴大內需的突出優勢，“出好牌”、“打好牌”。
其一、13億人的消費結構升級是轉型發展的重大利好。如果消費能夠在經濟增長中發揮重要作用，那么經濟增長的持久性就會增強，經濟波動就會有所減少，經濟增長就會比較平穩，產能過剩等問題就有解決的空間。
其二、產業結構變革是經濟轉型升級的核心因素。“十三五”，形成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，加快經濟服務化進程，將帶來經濟轉型的新動力，形成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新動能，促進新產業和新業態的不斷涌現，并成為支撐“十三五”期間6.5%左右經濟增速的主要條件。
3、“十三五”：結構性改革的攻堅時期
(1)經濟轉型面臨結構性矛盾掣肘。
其一、需求與供給的結構性矛盾。當前，經濟運行面臨著的突出問題是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相適應，需求引導供給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，供給釋放需求的作用沒有得到有效利用。為此，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，著力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度，以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，提高投資有效性，加快培育新的發展動能，改造提升傳統比較優勢，增強經濟持續增長的新動力。
其二、消費與投資的結構性矛盾。“十二五”以來，中國投資消費失衡的格局有所改善，消費率和消費貢獻率開始回升。但是，由于投資驅動的增長格局沒有根本改變，投資消費錯配的矛盾仍然突出，有效供給不足的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。
其三、政策與體制的結構性矛盾?；饨洕滦袎毫?，主要不是靠政策刺激，而是需要相應的制度安排與制度創新。以化解產能過剩為例：一是政策刺激要起到“托底”作用，尤其是金融宏觀調控，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；二是要通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、要素市場化改革、財稅體制改革、金融體制改革等，理順誘發產能過剩的相關體制機制，逐漸消除產能過剩的制度性因素。
(2)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經濟轉型的結構性矛盾。面對經濟轉型的結構性矛盾，需要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攻堅結構性改革，闖出一條以結構性改革化解結構性矛盾的新路子。
其一、以結構性改革推動產業結構變革。中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，市場資源配置的重點要由工業領域轉向服務業領域，依靠市場力量大力發展現代生產性服務業，以推動制造業的轉型升級。
其二、以結構性改革推動城鎮化結構變革。“十三五”，中國將進入人口城鎮化發展的新階段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要有新思路，要以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加快人口城鎮化進程。
其三、以結構性改革推動消費結構變革。實現消費驅動經濟轉型的重大突破，關鍵是創新消費供給，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個性化、多樣化的消費需求，并且加快投資轉型。
(3)經濟轉型時期結構性改革的突出特點。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，結構性改革有其特定的時代內涵：以結構性調整為重點任務，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基本目標，以制度創新為重大舉措。
從現實情況看，中國經濟轉型的矛盾與挑戰主要是結構性問題：不僅需要結構調整，更需要結構性改革；不僅需要政策調整，更需要相應的制度變革；不僅需要需求側結構性改革，更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。
(4)以結構性改革為重點深化全面改革。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總體部署。從這兩年改革的實際進展看，有些領域的改革進展較快，并且有實質性突破，但有些領域的改革滯后，并出現了改革“打滑、空轉”的現象。
當前，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，改革的環境和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，改革的難度和復雜性也大大增加。這就需要按照十八屆五中全會的要求，在樹立創新、協調、綠色、開放、共享的理念上進一步解放思想，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，形成自上而下的共同改革行動，形成結構性改革的良好氛圍。
“十三五”：經濟轉型升級的基本趨勢
文章表示，經濟發展的活力在于結構變化和制度創新。適應、引領經濟新常態，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，“十三五”關鍵在于以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轉型升級。由此，不僅能緩解或者化解短期經濟增長的矛盾和困難，更重要的是將通過轉型升級引領經濟結構上一個新臺階，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堅實基礎。
1、基本形成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
(1)“十三五”中國服務業發展空間巨大。“十二五”時期，中國服務業得到快速發展。國家“十二五”規劃明確提出，“到2015年，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較2010年提高4個百分點”，即從43%提高到47%。2015年這一比重已經達到50.5%，比“十二五”規劃提出的目標要求高出3.5個百分點.
如果到“十三五”末中國服務業占比達到58%左右，意味著5年內還有約8個百分點的增長空間。應當看到城鄉居民消費規模的擴張和消費結構的變化、服務型消費全面快速增長帶動經濟的服務化，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的基本趨勢。在這個趨勢下，“十三五”或者更長一段時間內，服務業占比年均提升1.2個百分點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(2)服務業不僅速度在增長，而且結構也在發生重要變化。從規?？?，“十三五”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將明顯提升；從結構看，與工業轉型升級相適應，由生產型制造向服務型制造的轉型初見端倪，以研發、金融、物流等為重點的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將從現在的15%左右提升至2020年的30%以上，由此形成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內在動力。
(3)以服務業發展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。“十三五”，形成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是實現制造業強國的戰略選擇。
目前，中國制造業的人均產值只相當于發達國家的1/3，主要原因在于以研發、設計等生產性服務業的比重嚴重偏低。從發展趨勢看，制造業轉型升級主要依靠以研發、設計為龍頭的生產性服務業，其基本趨勢是由生產型制造走向服務型制造。
形成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不是不要工業，不是不走工業強國的道路，恰恰是工業轉型升級、工業強國的客觀需求。2015年，中國新產業增長較快，全年高技術產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0.2%，比規模以上工業快4.1個百分點，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為11.8%，比上年提高1.2個百分點。這與近幾年中國生產性服務業的加快發展直接相關。
(4)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將引領經濟新常態。就業問題既和速度相關聯，也和產業結構相關聯。隨著經濟轉型升級，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將是擴大就業的主要載體。從綠色發展的角度看，環境保護力度加大等因素很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產業結構的變革。
根據初步測算，如果未來幾年服務業占比從50%提高到55%，中國能源消耗總量將下降14%左右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將下降18%左右?？梢哉f，形成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是中國實現綠色發展的重要支撐。
2、基本形成戶籍人口城鎮化的新格局
(1)推進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的轉型。“釋放新需求、創造新供給”的一個重要載體是人口城鎮化。按照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“十三五”期間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要求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、加快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，“十三五”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有可能每年以不低于2個百分點的速度提升。估計到2020年，中國規模城鎮化率將有可能超過60%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將由2014年的36.6%提高到50%左右。
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要與產業結構變革的進程相適應。估計到2020年，服務業占比達到58%、60%左右，若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45%左右，這與轉型升級的大趨勢不相適應。
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要與全面小康社會的進程相適應。到2020年要達到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若只有45%左右，這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不相適應。
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要與國際平均發展水平相適應。2011年，全球人口城鎮化率平均已經達到52%。如果到2020年，中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2011年全球人口城鎮化率的平均水平還相差幾個百分點，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。
(2)關鍵是“讓農民工成為歷史”。“十三五”期間要加快相關政策的落地，實現中央確定的使1億左右農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定居落戶的目標。如果近兩年能有效解決這1億農民工的問題，“十三五”戶籍人口城鎮化就會有重大突破。
(3)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要有新思路。“十三五”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要在推進三個方面的重要轉變：一是由對人口的控制轉向對人口的服務與管理；二是由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轉向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；三是由治安部門管理為主轉向人口服務部門的管理為主。
目前國際社會流行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，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拖累了全球經濟發展。這種觀點既不客觀，也不符合事實。實際上，中國投資和消費需求的持續增長，中國大規模的進口和中國以兩位數增長的境外投資，以及中國驚人的海外旅游消費都顯著拉動了世界經濟增長，而且這種作用是目前所有經濟體都嘆為觀止的，包括美國在內。
經濟參考報報道，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，201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6.9%。在世界范圍內，中國經濟增速依然名列前茅，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仍然在25%以上。特別是中國在轉方式、調結構的痛苦轉型期，資源環境條件、市場環境條件、供需條件都發生了變化，取得6.9%的經濟增速已難能可貴。這個速度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.3倍，是美國經濟增長的2.8倍。
有些學者將全球經濟低迷的原因歸于中國，夸大了中國經濟減速的外溢效應，不愿正視中國經濟取得的成果。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算，中國GDP增速每下降1%，全球經濟增長會放緩0.05%。據高盛估算，中國GDP增速每下降1%，對美國GDP增長的總體影響只有0.1%。即便按較差情景預測，即中國國內消費需求增速放緩2個百分點、人民幣繼續貶值，美國和歐洲經濟所受影響最多為0.2和0.3個百分點左右。
全球經濟低迷有著多方面的原因。美元加息預期、歐日經濟增長停滯，許多新興國家過度依賴資源能源部門，全球原油競爭性供給增加導致油價持續低迷等，均使全球經濟增長產生極大不確定性，并對市場預期產生極大負面影響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全球經濟體系中，歐美是全球消費拉動的主力軍，中國的主要角色是生產制造，投資與消費拉動大約各占半壁江山，還有一些國家主要提供資源能源和原材料。應當說，主要發達經濟體債臺高筑、增長明顯放緩、消費需求大幅萎縮是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主要動力。資源國家高度依賴資源能源的經濟結構高度脆弱性，也是拖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自2013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以來，中國保持出口世界第一，進口第二。2015年中國進口總額降幅較大，價格因素發揮了重要作用，但中國依然保持了世界第一貿易大國地位。雖然中國原油進口總值下降，但原油進口數量卻上升，鐵礦石也類似。中國目前進口規模每年大約2萬億美元。隨著中國消費市場規模不斷擴大，中國的進口需求不斷膨脹，在未來幾年中，中國在進口方面將超越美國，成為全球最大的進口消費市場，拉動全球經濟增長。中國巨大的市場不僅進口發達國家產品，同時也為世界最不發達經濟體提供了出口機會和寶貴的發展機遇，中國為67個最窮國單方面提供零關稅待遇。中國已成為最不發達國家全球最大出口市場，這個勢頭將長期保持。
2015年，中國在經濟減速情況下，利用外資規模達到1262.7億美元，同比增長6.4%。美、歐、日對華投資大幅增長，顯示在發達經濟體媒體在唱衰中國經濟的同時，企業則在不斷加大在中國投資布局的力度。有人講中國出現外資撤離潮，實際上這種現象不明顯，外資流入數據證明了這一點。部分外資企業撤出中國確實存在，這是因為中國經濟要素成本上升，淘汰落后產業和低附加值產能，一些外資企業轉移符合國際產業轉移的正常規律。